鄧稼先

公元1996年7月29日，中國在成功地進行了最后一次核試驗后向全世界宣告，從7月30日開始，中國將暫時停止核試驗。　　消息傳到大洋彼岸時，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(xué)家楊振寧教授敏感地意識到，這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緬懷在十年前的這一天不幸逝世的“兩彈元勛”鄧稼先而精心選擇的特殊紀念日。作為鄧稼先的兩代世交和終身摯友，楊振寧不禁流下了熱淚。　　1958年，留美歸國的鄧稼先博士接受了秘密研制原子彈的任務(wù)，從此開始隱姓埋名，擔(dān)任中國原子彈的理論設(shè)計工作。作為理論物理學(xué)家，鄧稼先帶領(lǐng)核武器研究院的理論設(shè)計部，在沒有任何理論借鑒和技術(shù)資料的困境下，經(jīng)過艱苦奮戰(zhàn)，成功地實現(xiàn)了“零”的突破，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誕生提供了理論設(shè)計，做出了重大貢獻。　　公元1964年10月16日，中國在西部地區(qū)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，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的軍事科技實力，改變了世界政治軍事力量對比，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，鄧稼先功不可沒。　　緊接著，鄧稼先又組織領(lǐng)導(dǎo)了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(shè)計工作。公元1967年6月17日，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，震驚了世界。隨后，鄧稼先又為研制中子彈和核武器小型化做出了重大貢獻。　　公元1971年，經(jīng)過周恩來總理的精心斡旋和安排，楊振寧終于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祖國。他列出的最想見的人員名單里，第一個就是同窗摯友鄧稼先。然而，此時鄧稼先正在西北試驗基地的學(xué)習(xí)班蒙受“批判”。當(dāng)他接到中央通知，千里迢迢地趕回北京飯店，見到老朋友楊振寧時，卻無法回答“你從事什么工作、為什么回國后沒有任何消息”等簡單的問題，處境十分尷尬。于是楊振寧換了一種提問方式，提出“聽說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是兩個美國人幫助搞出來的，是否屬實？”的問題，也讓鄧稼先欲言又止。楊振寧滿懷疑慮和遺憾，離開了北京去上海訪問。周總理很快得知此事后，打電話告訴鄧稼先并請他轉(zhuǎn)告楊振寧，“中國的‘兩彈’完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的，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。”當(dāng)楊振寧在上海大廈宴會廳接到鄧稼先這封信時，頓時激動得不能自持，躲進衛(wèi)生間里淚流滿面。他堅定地相信，才華橫溢的鄧稼先必定是中國“兩彈”的研制者和大功臣。　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，為保密和戰(zhàn)備需要，核武器研究院秘密搬遷到四川北部山區(qū)，繼續(xù)從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。粉碎四人幫后，院長鄧稼先因受到核輻射影響，身體已經(jīng)極度衰弱，后來檢查出惡性腫瘤和癌細胞全身轉(zhuǎn)移，但他仍然頑強地帶病堅持工作，與死神賽跑進入最后沖刺階段。他回到茫茫戈壁灘上第一次爆炸原子彈的地方，風(fēng)吹沙動，大漠蒼涼，撫今追昔，世界政治格局已發(fā)生了深刻的變化，惟有忠于祖國和人民的赤子之心持之以恒。鄧稼先在參與指揮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試驗之后終于病倒，被送進北京解放軍總醫(yī)院治療。　　在鄧稼先隱姓埋名地秘密從事核武器研究的近三十年里，他不僅犧牲了個人名利和個人生活，他的妻子許鹿希和兒女們也承受了無法訴說的精神折磨和艱難困苦，但，她們始終都默默地承受下來，直到鄧稼先被迫離開工作崗位，還原為一個普通的丈夫和父親。然而一切似乎都為之晚矣。1986年夏天，鄧稼先進入了生命的最后的旅程。他向中央和同事交代了后事，坦然地面對死亡。他讓警衛(wèi)員陪同來到天安門廣場，向祖國和人民作最后的告別。彌留之際，他的終身摯友楊振寧來到病床前，鄧稼先已處于昏迷狀態(tài)；等他再次蘇醒，楊振寧已經(jīng)飛回美國，留下了終身遺憾。留學(xué)美國的女兒在中國駐美大使館驚聞父親病危的噩耗，萬里迢迢地飛回到父親身邊。當(dāng)她氣喘吁吁地闖進危重病房，看見渾身插滿管子、瀕臨死亡的父親鄧稼先時，父女倆都毫無控制地放聲痛哭起來。　　公元2009年金秋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六十周年大慶之際，“兩彈元勛”鄧稼先的英魂仿佛又來到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廣場，來到莊嚴肅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。他獨自坐在紀念碑的臺階上，滿懷深情地眺望漫天飛舞的鴿群。鴿哨聲中，鄧稼先淚如泉涌。